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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钰的旅游与文化思考

旅游和文化产业,产业与政策分析。文化旅游,文化观察,旅游地产。

 
 
 

日志

 
 

余秋雨、李敖,假如中秋一起说相声  

2008-09-14 13:32:15|  分类: 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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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文化界,只有两个人敢自称“大师”,一个是站左边捧哏的余秋雨;另一个,是站在右边逗哏的李敖,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靠李敖和余秋雨找到自己的定位、思想和原则,我想这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对时代的积极作用

文化就象个舞台,只有两个人敢自称大师,他们其实应该合说一段相声

 站在右边的李敖,他是逗人的,逗者,嘲笑,讥讽,批判,斗争,放催泪瓦斯

站在左边的余秋雨,他是捧人的,捧着,抱着,举着,搂着,微笑着,哭泣着。

 

    当代中国文化,大师成双了

    在如今的华语文化世界,真正向公众明言自己是“大师”的,只有两个老人,一个是海峡那边的李敖,今年73岁;另一个就是海峡这厢的余秋雨,今年62岁。

李敖这么夸自己:我自感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卓而不群、六亲不认、豪放不羁、当仁不让、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挠、勇者不惧,玩世不恭、说一不二、无人不骂、无书不读,金刚不坏,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

余秋雨这么夸自己: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一个是“百世师”,一个是“大师”,李敖之狂,底气十足,霸气飞扬,荒原野地里,仿佛野马脱缰,豪气冲天;余秋雨呢,身段曼妙,莲花绕指,小桥流水下,判若金鱼戏游,珠珠泡泡。今天的中国文化终于有两个人敢称自己是“大师”了!独木不成林,如今好事终成双。我想起来,两个大师能干什么呢?能说相声,中秋夜,郭德纲于谦忙得很,把压箱底的段子整出来,演相声。可是,他们不知道,如果李敖和余秋雨,在中秋夜,一起说相声,我们似乎更加有兴趣。

李敖站在右边,他是逗哏的;

余秋雨站在左边,他是捧哏的;

站在右边的李敖,他是逗人的,逗者,嘲笑,讥讽,批判,斗争,放催泪瓦斯;他或是金刚怒目,或是菩萨低眉,或是尼姑思凡。他在北大放胆怒骂,在清华虚情假意,在复旦油头滑脑,在大陆绕了一圈,长城玩得爽,秦城没得进,全程来报道,演讲却没播,弄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搞好团结,只有自鸣得意。

站在左边的余秋雨,他是捧人的,捧着,抱着,举着,搂着,微笑着,哭泣着。他在埃及畅游,在波斯感叹,在希腊沉思,在巴比伦徒步,在世界绕了一圈,弄得个唉声叹气,泪水千年,结果挤出一两本小书。

两个老人,一位73,一位62,一位已过古稀,一位年逾花甲,我们对这两位自称大师的大师,几十年来耳濡目染,不可谓不熟悉,不可谓不浸染,但是,他们俩人在一起说段相声,你会发现我们当代文化的另一个侧面。

 

逗哏的李敖

逗哏的人,说学逗唱,无不精通,李敖才华横溢,文学、史学、校勘等学术本领都好生了得,我曾在内地大力推荐过他的小说艺术,他的神思泉涌,一部《李敖大全集》,洋洋洒洒千万字,的确不一般。他和余秋雨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也有所交集,交集之处,不乏精彩的思想对撞。 

1.文明比较的意义有多大?

余秋雨

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李敖:

研究人类真相,最忌不能鸟瞰全局,而去管中窥豹。所以,渊博的知识、灵活的思路,是一切求真的基础。今天以“融会中西”为号召的人,以吸收并兼有中西文化长处的人,其实只是管中窥豹的无知之徒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文化是不能随意选择的,选择的结果就是不伦不类,就是“半吊子西化”。

这边,余秋雨说自己“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是自己的文化使命,那厢李敖就哈哈大笑,“今天以“融会中西”为号召的人,以吸收并兼有中西文化长处的人”,是无知之徒。不伦不类的“半吊子西化”。

 

 

2.老祖宗的功劳有多大?

余秋雨:

我们的祖先非常非常不容易,他们怎么会想出那么多,把这个家业留下来的那么多的点子,怎么想出来的,老祖先还是不容易,我们不能站在今天老骂他们。我们认认真真地思考他们走过的路。  

李敖: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

中国农耕文明对今天的中国工业化的意义,余秋雨和李敖的态度区别巨大,基本上是大相径庭的。恋旧的秋雨,主张“认认真真地思考他们(老祖宗)走过的路”求新的李敖,则主张:“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余秋雨对中国文化在工业化今天的没落处境,颇多忧思,不过,李敖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农耕文明在工业化的社会环境里,自然会没落,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哀叹和伤感,中国文化需要重建,民族文化需要一个大的转型,一切的价值体系都要“转型”,不是西化,而是现代化。

 

捧哏的余秋雨 

说到捧哏的,苏文茂老先生曾经在自己的名段《论捧逗》里,借着逗哏的人嘲讽捧哏的人,上台就是三句话:嗯、啊、就是。捧人的余秋雨,做得就是极致。大家看看下面: 

1.李敖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别以为都是假的,当我们努力就是真的;别以为他们在骗我们,当我们认真,他们就不是骗子。政治真的是一时的,可是文化是永久的。

余秋雨似乎毫无这方面的言论,用一个捧哏的常用语“嗯”代替吧。 

2.李敖借用胡适的话,来阐述自由主义:“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

余秋雨,还是沉默。 

3.李敖批评“中华民国”: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

余秋雨:……

在文化舞台上,李敖说得神采飞扬,口沫纷飞,而余秋雨则是哼、哈、这是,把自己高高挂起。逗哏有逗哏的辛苦,捧哏有捧哏的角色,但是,需要我们烦死的是:文化其实古已有之,但现代文化和中世纪的文化,到底还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现代中国需要中世纪的文化,还是需要现代转型后的文化?

回答当然是后者。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中世纪的文化关注的是“文”的问题,是知识主导型的价值体系,而现代文化关注的是“人”的问题,是民生主导型的价值体系,

20世纪初,美国有个劳工领袖叫戴布兹(eugenevictor  debs),因为反抗政治不公,结果身陷囹圄,后来在1921年,蒙总统哈定特赦,出狱后,朋友们都为他庆祝重获自由,而戴布兹则说了这样的话:

 while there is a lower class i am in it

while there is a criminal elements i am of it

while there is a soul in prison i am not free

 只要有底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戴布兹(eugenevictor  debs)的第一句话,是说贫富差距问题,文化要关注贫困阶层的民生问题;第二句话,是说道德问题,文化要对社会道德有着引领和纠偏的功能;第三句话,是说公正公平问题,对于司法、权利等等方面的不公正不公平,文化必须感同深受,心以系之。有贫困,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有邪恶,知识分子就有愧疚;有不公,知识分子也就不自由。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人文文化。

所以,我们看李敖东奔西走,上串下跳,在社会公众中,异常活跃,发文章,揭黑幕,打官司,救弱民,批两蒋,坐大牢,呼呼啦啦,李敖在书中,这么描写自己的坐牢生涯,“我被关在一件小房间内,一个人关。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之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

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胶碗,塑胶筷,塑胶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象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膊,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象是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于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有不过八分种,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我身上。

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我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

李敖最后一句话,说得英雄低头,柔肠满怀,“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与我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

而余秋雨,则基本上讲课办班,东游西逛,天南海北,上央视,走海外,宏大叙事,文明比较,他比年长自己11岁的李敖,活得幸福,混得滋润,整得风光,可是对民生话题,对贫困问题,道德问题,公平公正问题,建树甚少,基本上是捧哏的态度,嗯、啊、这是……这种逗哏和捧哏的对比,让我们真的明白,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内地文化,从空谈务虚到民生务实,从孤立的文化视野,到全面的人文视野,从中世纪的精英文化,到现代社会的民生人文,多么需要一个根本的文化转型,一个巨大的价值转变。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而是为了民生而人文,有两个极端,为了文化而文化的极端,就是捧哏的余秋雨;为了民生而人文的极端,就是逗哏的李敖,我们未必成为极端,但我们一定要理清这两位老先生的文化坐标。

李敖,余秋雨,都自称是“大师”,问题是如今没有大师的时代,还能自称大师,看在勇气可嘉的份上,我们也不妨权且当作两个大师的样本。中国没有把李敖和余秋雨相比较的,因为毫无可比之处,但是,我从相声艺术的角度,也许大家就明白了,原来他们一个是逗哏的,站在文化舞台的右边;一个是捧哏的,站在文化舞台的左边。他们俩提供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两个极致边缘的坐标,批李敖者众,批余秋雨者更众,两位老人人生坎坷,是非不断,纷纷纭纭,惹得海峡两岸风生水起。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靠李敖和余秋雨找到自己的定位、思想和原则,我想这就是他们两位老人对时代的积极作用:

你当捧哏,还是当逗哏?

你是中世纪的文化视野,还是现代社会的人文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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