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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钰的旅游与文化思考

旅游和文化产业,产业与政策分析。文化旅游,文化观察,旅游地产。

 
 
 

日志

 
 

从五四起,中国人不再丑陋  

2009-05-04 11:25:29|  分类: 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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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丑陋之最大特点

1.对国家没有责任心
   每当外族入侵之际,金戈铁马蹂躏中原,而国民迎新送旧,如老妓之事情夫,而恬不知耻。……不见夫联军入京之日乎?我国民摇尾乞怜,高张某大国之顺民旗,而跪道迎降者,项背相接,即高官显宦,亦以求外人之保护为护符”,这个历史记载,讲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国民摇尾乞怜,跪道迎降,高官显宦谋求外敌的保护,对国家没有足够的责任心。其时,美国人史密斯记录到“百姓关心的只是个人不要遭受损失,而不顾公共财产会怎样。”
     中国人为什么对国家没有责任心呢?梁启超分析到,“(中国)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皆奴隶也。是故中国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安所往而不败也。”梁启超的分析是深刻的,封建中国“家国”不分,公器私有,皇帝就像一个大家长,美国人史密斯看得很透彻,“作为(清)政府,更多的是照顾好家长自己,而非他的家庭。”所以,一部近代史,中国为何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是因为一群大清国的奴隶在,和一群现代国家的公民作战,奴隶们为自己的主人而战,公民则为自己的国家,奴隶们是为了别人(封建皇帝)而战,而公民们则是为了自己(国权和民权统一)而战,所以,大清国的国民只认朝廷,不认国家,对国家并没有责任感,联军入京,只当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摇尾乞怜,跪道迎降,自然是理所当然了。

 

2.人格之卑贱
    封建中国的国民人格卑贱,邹容有这么一段记载,讲国人人格之卑贱性,他说,中国人的喜怒兴趣,都要听从别人的好恶,知道有比自己强的人则非常忧虑,知道有保护自己豢养自己的人,则欣然而喜。只要有人能保护自己豢养自己,则“牛之马之不以为苦,盗之贼之不以为辱”,乐于当牛做马,甘愿沦为盗贼。
    不仅如此,晚清政府以土地为一家之私产,以人民为一家之私奴,邹容讲到“以政治特权为仅少人士之专有物,而于监督政权之事,则曰非吾小人之所能焉。饮食男女之外无思想,自私自利之外无责任,纳租税供鞭挞之外无事业……一任主人之左右之,支配之,而无丝毫自主之能力,何以异哉!”
    清末,人们都在说国家大政方针,都是大人们的“专有物”,可不是自己这些小民所能参与的,饮食男女就是老百姓的思想,自私自利就是老百姓的责任,经营生计就是为了缴纳租税。邹容说这样的一国之人“无丝毫自主之能力,何以异哉!”
      邹容批判中国人的丑陋,是一无“主性”,没有人生的自主之性;二无“国性”,只对皇帝负责,不对国家尽责。

 

二.中国人丑陋之原因

近代思想家们揭示国人的丑陋之处,也进而分析丑陋成因,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按照道德标准而分析的,这一点,我想是和柏杨最大的区别。
    原因一:千年的封建主义压制。数千年的封建历史,独夫民贼的皇帝制度,私土地,以人民为己有,使天下之人只知朝廷不知国家。所以,对国家不尽责任,恰恰是皇帝手腕的结果,并不是国民道德水平低下。
    原因二:风俗浸染。封建主义中国有一套风俗礼仪,时人评论道“叩头也,请安也,长跪也,匍匐也,唱诺也,恳恩也,极人世之可怜状,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级社会中,居然行之大廷,视同礼典。”(《箴奴隶》,转引自《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封建主义的礼教,用尽了人间的可怜的动作,公行天下,不以为耻。
    原因三:奴性教育。近代中国的教育,是“奴性教育而非国民教育”。梁启超这么分析教育的目标是“无骨无血无气之怪物”,他无情地批判说“使勇者日即于消磨,怯者反而有所借口,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强。”让勇于进取的人磨平了棱角和锐气,让胆小鬼则变得理直气壮。遇到势力豪强,开始的时候就避让,然后就是害怕,最终便是献媚。
     当时的人这么评价学校教育,务必让孩子“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感情,无一毫之竞争心。”用世俗的物质标签当作孩子学习的目标,压抑孩子们的情商发育,打击孩子们的竞争力,而只强调孩子要服从和听话。

 

三.封建主义让中国人变得丑陋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只是完成了制度层面的革命更新,但是封建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转型,却不是政治家们的革命所能朝夕所能完成的,于是,有了“五四”,有了“新文化运动”,从政治制度变革,进而到文化形态变革,从社会标签的变革,进而到社会本质的变革,从思想之外的环境变革,进而到人的思想深处的灵魂变革,我们把“五四”看作一次思想和文化的深度转型,用国民教育取代奴性教育,用现代人文主义取代封建精英文化,培育国民的“主性”和“国性”,从爱朝廷的忠孝观念,到真正的爱国主义,从对皇室负责,到为国家发展负责,从自轻自贱,到拥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五四”让中国人开始摆脱丑陋的奴性,开始走向自尊、自立、自爱。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道德低下的人?绝不是!
    陈天华这么说“吾民之聪与明,天所赋与也,于各民族中不见其多逊。”讲中国人的文明智慧,是与生俱来的,不比其他民族差。
    章炳麟更是说“农民道德最高”、“工人毅强不屈”。从道德品性上讲,农民和工人,即使社会地位低下,但是他们依然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有的朋友会问,一方面说国人存在丑陋之处,另一方面,又说国人道德水平不低,这不是矛盾的嘛!其实不然,近代进步思想家们不是从道德的高地上批判国民性,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人的丑陋,是因为封建主义制度,是制度的产物,国民性问题的解决之路,在于思想转型,而非重读圣贤课本,中国人本来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封建主义让中国人变得如此丑陋,那么,需要改变的是帝制和帝制文化。

 

四.洗净封建文化的脑浆

又到一年的“五四”,我们该如何度过?近代有个叫陈撷芬的人这么讲到“此日此时,当必洗净脑浆,认定目的,自警自醒,自勉自励矣。”(1904年4月26日,《中国日报》刊文)
    在今天,我们应该洗净帝制文化,也就是封建精英文化遗存的脑浆,认定我们的目的是现代人文主义,用丑陋的封建中国人为自警,用现代公民社会的中国人以自勉。
    有个朋友讲了一段自己的回忆,曾经何时,当大队的领导带着荷枪实弹的一帮人,来到我家,搬走了他家的日常用品,运走他家的粮食,他们全家只能傻傻地待在角落里,无奈地看着全家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落入“集体”手里。而在今天,我们的自然资源没有大幅度增加,人口没有大幅度减少,30年来,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其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制度变迁,这就是思想和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能量。

我们不要做柏杨式的道德批判家,拿着道德的大帽子东扣一个西扣一个,从思想转型的角度来讲,五四以降,尽管曲折反复,但是认定目的,中国人在步步走出丑陋,走向民族的伟大救赎和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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