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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钰的旅游与文化思考

旅游和文化产业,产业与政策分析。文化旅游,文化观察,旅游地产。

 
 
 

日志

 
 

知识分子心理危机,沦入“受挫陷阱”  

2009-06-17 02:32:00|  分类: 人文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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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问题,是个老问题,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个人的问题,放松放松,加强锻炼,劳逸结合等等方式,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分子的心理问题。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待这个问题,心理学是针对个体的关怀,但是,她不能替代必要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重建。我们今天,看待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问题,就必须联系到整体的客观环境的改善。我们必须把两者统一地平衡起来,才是观察社会群体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关注“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问题,记者采访到我,给我列了下面几个问题,我回答的很仔细,见报时会有删减。我把回答的原稿发在博客里,希望和网友分享。

    这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心理危机的最新思考,采用的是人文科学的综合方法,既没有过分的个人化,也没有过分的社会化,心理问题,既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提纲:

客观因素是,现代化进入“受挫期”

发达国家不如我们严重
借鉴:美国的大学教师发展计划
高教管理,应该“考核”与“关怀”并举

中国高校为何漠然教师的发展
大学心理卫生,不能只对学生
关心知识分子,为何总是口头许诺?
制度因素:大学治理水平低下

 

当代知识分子沦入“受挫陷阱”
    1、 有人认为我国7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压力主要是政治压力,80年代是评职称压力,90年代是转型时代压力。您怎么看待当前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裴钰:首先,我们要废弃对高知群体的心理危机的幻化认识,比如,有人讲知识分子的自杀是“证明了死亡之美”,这种无稽之谈美化了死的悲剧性,按照这种逻辑,便没有什么心理危机,但是,今天,我们要关注个人的权利,我们认为死是权利的终结,它是悲剧性的。
     用“10年”来划分高知群体的心理状态并不科学。当前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从本质上讲是“受挫陷阱”,幻灭之后的强烈的受挫感,并泥足深陷,在巨大的心理黑洞中旋转陆沉。根据2002年的研究显示,高校教师中有81.7%感到心身劳累不堪,45.4%的人有换工作转岗位的想法。高校教师中约有61.0%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而普通人群心理障碍发生率在 20%左右。
     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价值观过分倾向拜金和物欲,激荡的社会重组忽视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导致知识分子的个人婚姻、职业发展、生活质量都存在巨大的心理受挫感。早年,北大阿忆就公开抱怨自身收入不能满足自己的品质生活。同时,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对个人,也包括高知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心理支援还远远没有到位。

 

客观因素是,现代化进入“受挫期”
     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三十年前,高知群体被剥离传统体制的卵翼,在现代化转型中落羽低飞,那个时候仅仅是强烈的不安全心理,对自身全新的文化定位、寂寞的社会角色、萧索的物质生活有所陌生,但是没有幻灭感,没有受挫感,今天为什么会如此呢?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滑向“现代化受挫期”,现代化是社会整体转型,而非割裂的孤立的变化,是基本面的升级,而非表层的标签化的更新,而今天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则渐次步入消沉的困顿阶段,割裂和孤立的变化,没有重新塑造多样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加之国内心理学研究严重滞后,心理援助机制建设严重不足,因此,高知群体沦入“受挫陷阱”,一地鸡毛。
   

发达国家不如我们严重

    2、 这几年,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您认为中国与外国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有哪些具体表现?
     裴钰:不是这几年对方的心理问题比较严重,而是这几年,我们刚刚对社会群体的心理状态做心理学方向的考量。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心理问题不是问题,有的人不是直到今天,还认为王国维的自杀具有“悲剧之美”吗?到了今天,我们开始关注人们的心理问题,突然发现怎么这么多人心理存在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心理危机并不是在今天“突然井喷”的,过去不是一片太平。今天的心理危机较之三十年前,应该讲是大大平缓。
     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知识群体最严重的心理危机并不是这几年,而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族群分裂达到最高峰。近期,随着国内逐渐关注学人的心理问题,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放眼海外,其实,并不是对方“比较严重”,而是我们自己刚刚开始关注。
    谈中外比较,首先要讲,心理问题是人的成长问题,出现群体性的心理问题是正常的,不出现反而是不正常的。

 

借鉴:美国的大学教师发展计划
    相同之处,在于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是类似的,比如,“卡壳教授”(stuck professors)现象,即那些在中老年期后教学或研究成果逐渐下降的知识分子,这个现象是普遍的。再比如,中外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问题大致是这样几个方面:职业的压力、知识的门类化、时间的压力、学者的顾问角色、官僚的障碍等等。
不同之处在于个人的职业环境和社会成熟度不同,对心理问题的疏导、纠正和治疗的服务体系不同。举一个例子,美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大力推进“大学教师发展(faculty development)”项目,狭义来讲是为改进大学高知群体的教学或科研成效而设计的一些发展项目,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心理援助范畴的,即”改变大学教师对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组织环境,改变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个人发展)。”我们看这个项目就是把知识分子“个人的发展”理解为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关怀个人的心灵成长,是社会的责任.这个项目就是从社会角度,全力帮助知识分子的个人发展和职业心理状态,这体现了高度成熟的现代化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心理支援。

 

高教管理,应该“考核”与“关怀”并举
    而在国内,知识分子的发展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社会并没有给予关注和支援,比如,某些大学推行的“up-or-out”(不升即离)制度,对青年教师的压力空前加大,对教师的考核诚然重要,美国也有完备的大学教师评价制度,但是,美国则把“考核和关怀”并举,我们则重考核,轻关怀。现有的教师管理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的教学任务大,评价压力重,无暇顾及个人发展。而大学近年来兴起的在职培训,则是”短平快”,明显缺乏人文主义关怀。

 

中国高校为何漠然教师的发展

    3、 面对当前的知识分子心理危机现状,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裴钰:第一,知识分子管理制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改变“官本位”行政管理体系,塑造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中国版“大学教师发展制度”,制定严格考核体系没有错,但决不能忽略对知识分子发展的心理支援制度建设。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认为,以培养新人来解决教师短缺问题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教师的流动性过大,就会大大影响高校科研的连续性,以及学生的学习质量。所以,美国的研究机构认为,为知识分子减压是大学刻不容缓的责任,而在我国的高教体系则对教师的流动性毫不在意。
     第二,彻底放弃“一次性的自填式问卷调查法”,这种心理调查的方法现在广泛应用在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用于评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其实,应该改为使用叙述性的,过程为导向的方法,辅之以心理咨询、瞬间评估法、感叙述法等专业方法,必须重视心理调查的过程性和连续性。
     第三,知识分子多参与社会中的心理训练和辅导。目前,社会性的心理支援明显领先于高校和科研单位。因此,我们鼓励知识分子在职业路径之外,多多获取心理援助。
     第四,目前,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训,大多是短期的,即使有中外交流,也难以解决高知群体一生的职业需求。对高知群体的职业培训,要长期化,系统化,从而积极有效地解决知识分子的职业困惑。

 

关心知识分子,为何总是口头许诺?
    4、 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裴钰:当前知识分子的心理危机,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压力问题。它是长期制度性困境的具体反映,必须引起我们的严肃思考。
    第一,行政和科研的关系问题,现在,社会资本的强弱是高校知识分子主要的心理压力源之一,从心理学来看,行政和科研是彼此排斥,多于彼此相容。部分知识分子热衷于争官跑官,挣抢社会资本,因为在我们的学术体制下,一旦处于行政金字塔的高端,就会带来诸多的收益,如较易获得科研经费,较易发表科研成果等等,这让绝大多数的埋头科研的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
    第二,我们讲尊重知识分子很多年了,但还是停留在发奖金和口头承诺的层面上,始终没有支援到位。中外都认可“十年栽树,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可是,美国则会关注知识分子的个人发展,具体到个人的就业规划、长期培训等等,既用科学管理,又用人文关怀,使用知识分子,更关怀知识分子。而我们则在管理制度方面,过分轻视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我们有尊重知识分子的意愿,但是没有方法。我认为还是“现代化受挫”的一个具体表现,即我们始终缺乏对个体权利的关怀和尊重。

   

制度因素:大学治理水平低下
     第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治理水平极度低下,人力资源制度缺位,治理水平甚至还不如今天某些国企。导致知识分子的职业环境相当恶劣,众多知识分子抑郁、过劳等等心理问题,更多的还是源于制度本身,并不完全可以靠个人调节所能克服。
    第四,在正视问题的同时,也不必对心理危机过分悲观,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心理危机,不能用政治角度过分解读心理问题。实际上,心理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职业和生活中的适度压力,往往是积极的;抑郁情绪并非都是有害的……这些全新的理念需要系统的知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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