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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钰的旅游与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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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在国际和解年,畅谈“全球化红学”  

2010-04-01 11:09:00|  分类: 红楼梦海外传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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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的文化传播研究,日益受到政府和舆论的关注,我为此深感欣慰,近日,在天津一家纸媒《渤海早报》的专访中,我着重谈了文化传播。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远远超出红学范畴。文化传播是当代文化重建的一部分。我在《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开辟了国内第一个“对外文化传播”的专栏——《东西零距离》。这些年,国门大开,对传播研究越来越重视,这是非常积极的。

    由于,专访字数太多,摘引如下,和网友分享。

在国际和解年,畅谈“全球化红学” - 裴钰 - 裴钰的旅游与文化思考



    专访摘引

  

   《红楼梦》以其规模宏大的建构表达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人生命题。《红楼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已有近二百年之久,其英文全译本也有数十年的历史了。那么,老外眼中的《红楼梦》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对这一中国文化的代表理解多少呢?对此,笔者采访了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研究,并在“红学”研究中独辟蹊径的著名文化学者裴钰。


    学术视野和研究,远远超出红学

    记者:你是从《红楼梦》的海外传播问题这样一个边缘红学研究着手的,有人称你为“红学堂吉诃德”,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裴钰:《红楼梦》的海外传播问题,是我选择的一个分析样本。透过曹著在英语世界的170多年传播遭遇,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情况,以及规律和未来——这是我研究的入手点。在此,我想先声明一下:有的人给我贴上“红学家”的标签,我感谢这份善意;但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要远远超出“红学”范畴,我的方向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文化传播研究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2008年,国内对“文化传播”还比较陌生。有人认为我研究英文版《红楼梦》,没有用处,浪费时间。所以,我一度被称作“堂吉诃德”,寂寞独行,爱好幻想。可我的著作《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震动了整个华文媒体。这股震荡波,从港台地区、东南亚和北美,倒流回内地,终于促使国人明白了一点,即当大国和平崛起后,中国文化确实面临着一个对外传播的问题。


    对外的文化传播,引起政府重视
     裴钰:政府也在逐步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9月,国家“汉办”启动了“五经”英译工程,这是中国最基本哲学思想的对外翻译工程。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杨洁篪外长提到“当前,各国的情况、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我们大家都存在着如何‘调焦距、对光圈’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希望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独特性和真实国情”。我们不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要注重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这说明我国政府已经把“对外传播”提升到战略层面。
    我在国内主流媒体上,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解读了杨洁篪外长的思想,提出了我们对外传播的新的根本原则,即要让西方世界对我们“看得懂,想得通,关键是后者。”举个例子,刘姥姥口念“阿弥陀佛”,这个口头禅应该译为Amitabha,这本不是翻译难题。但霍克斯偏偏译为Holy Name,将刘姥姥的个人信仰由佛教变为基督教,这就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虽然传播的范围大了,但传播的质量极其低下。这个例子就是文化误读的典型。
 
    文化传播,要坚守责任心
    记者:你对于当下中国红学研究有何评价?
    裴钰: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红学研究受制于当前较为封闭的文化大环境,是“关门红学”。从学者到爱好者,绝大多数人都把研究的方向和精力放到了三大类:版本、考据和文艺批评,而且占据了垄断地位。而对《红楼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遇到的误读难题,没能及时地给予关注,尚未把文化传播提高到应有的学术高度。《红楼梦》在海外传播了170多年,比红学本身的历史要长得多。比如,“红楼”一词,我们都知道并非“红色的楼”;但在英译本中,却都译为“红色的阁楼(庭院)”,这是一个传播中的文化误读案例。
    有人认为文化传播研究难度大,周期长,成果出来慢;而我认为,进行文化传播研究并不是捞出国的机会和物质收益。我有一颗宁静的学术责任心,我做了,在海内外引起反响,能够拉高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质量,能够给中国红学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这就是我的价值。


    普通读者读霍本,研究者读杨戴本
    记者: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与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你怎样评价这两大译本?
    裴钰:霍克斯译本是目前英语世界普遍流行的标准本,在英美世界的主流图书渠道发行,英语读者随手可以买到。译文达到了英文母语小说的水平,创造力极强,是生动性和艺术性最高的译本。比如,霍克斯准确翻译了曹著的书名,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这是众多英译本中唯一一个非常精准的英译名。但该本没有完整地保留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文化误读较多,比如将刘姥姥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杨戴本最大特点是译文严谨,对中国文化保留完整。但译文的生动性和艺术性均不足,属于《红楼梦》研究资料性的读物,影响力目前局限在中国内地。
  一般来讲,普通读者阅读霍本为佳,而专业研究者适合阅读杨戴本。
 
     今年是联合国“国际和解年”
    记者:你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化红学”观点的学者。这是一个怎样的学术命题?它的提出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裴钰:我讲过“曹雪芹在中国,红学研究在世界”。红学并不是一国之学,中国红学和世界红学间的壁垒必须打破,“全球化红学”体系是五个部分——版本+考据+文艺批评+对外翻译+对外传播。一个跨国界、跨学科的完整的红学研究模型,无论哪个学派,无论哪种治学方式,都离不开上面五个基本方向。我的研究方向是和“对外传播”路径相吻合的。
    谈到“全球化红学”的理论根基,我想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国在迅速地和平崛起,中国文化也由此以最强烈的力度,融入世界。如杨洁篪外长所言,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格外维护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尽力减少文化误读,促进不同文化实现和解。
    中西文化交流,从根本上说,是彼此核心价值观和传统哲学的融合,绝不是麦当劳和海尔冰箱的交易。《红楼梦》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提高曹著的传播质量,就能让西方世界完整地了解《红楼梦》,也就能客观和真实地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生活方式和哲学传统。如果我们自己漠视对外传播,或者急功近利,不但不能促进中西和解,相反,还会大大加深彼此的隔阂。
    2010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国际和解年”。我想《红楼梦》就是一个机缘,让中国和世界在“大观园”里,取得文化的和解,这不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梦想,而是通过我们的努力,确实可以达到的目标。每一个中国学人都应该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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